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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舞蹈需把“根”留住

  纵观近现代舞蹈的发展,不难总结出中国舞蹈的发展特点:从抒情、叙事到兼容并蓄。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舞蹈大多以身体抒情,其目的不仅在于对艺术情感的追求,更注重对人们爱国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激发。看过吴晓邦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当代舞者会对其中类似于“忠字舞”的步伐忍俊不禁,但当你设身于那个受压迫的时代,也同样会为那雄壮的歌词、昂扬的动作心潮澎湃。处在历史剧变中的中国人需要精神产品的刺激,酝酿于风起云涌般时代的中国舞蹈自然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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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的审美意识与艺术诉求不再满足于以身体表达情感,而着眼于以身体讲故事。大大小小的舞剧此起彼伏。从《宝莲灯》到《丝路花雨》,神话故事的改编是此时舞蹈的一大主题。从《东方红》到《中国革命之歌》,英雄气质的赞颂成为了此时舞蹈的主要功能。它们以叙事性的舞蹈语汇,以慷慨激昂的“声调”展现中国之雄伟磅礴。

  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此时,西方的文化因素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向广阔的中国大地。在“现代舞”与“当代舞”之概念纠结不清之时,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与古典舞中却无处不弥漫着西方现代舞的痕迹。甚至国内大多舞蹈作品分不清民族、看不出舞种,舞蹈成了服装展示、技巧炫耀的媒介。观众为之欢呼雀跃之处似乎大多在于跳、转、翻的量化,而舞蹈本身的艺术价值又在哪里?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首先,不可否认中西文化的珠联璧合对中国舞蹈的推动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传统舞蹈过去的思维模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此时,西方舞蹈中关注于人自身发展的认知思路感召着不满陈规的中国舞者。舞蹈作品的创作不再拘于叙事与抒情,更关注意识的碰撞。至此,西方舞蹈的意识形态自然为中国现当代舞蹈打开了一扇窗。看看林怀民的作品,传统的语言模式很难套用。其舞蹈以什么样的动作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不得而知,尽管心灵感受皆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便是它的意义所在――心灵的触动。于是,这种无法触及的心灵体验与创作手法在中国的民族民间舞与古典舞的创作中被吸纳兼容,偶然与拼贴的手段自然而然地与民族性的舞蹈语汇融合。由于舞蹈呈现的时间受限,在吸纳的同时自然会有摒弃,而被丢弃的部分恰似中国舞蹈传统中的精神气质――那种广为人知的民族性舞蹈语汇不见了。不可否认,这正是西方舞蹈因素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关上的一扇门。

  其次,人们对感官刺激的追求远大于艺术审美价值的追寻。随着舞蹈作品数量的突飞猛进,其大有奥运之精神,动作技巧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发展。从舞蹈本身的发展来看,演员的腿抬得更高,旋转的速度更快,控制身体的能力更强,这无疑是舞蹈教育的显著成就,却在不觉中陷入了舞蹈“杂技化”的漩涡。综观舞蹈比赛,把腿掰至200度以上的演员随处可见,这种超极限的动作不禁让人为演员基本功之扎实钦佩不已,同时竟产生置身于杂技竞技场之错觉。就舞蹈创作来说,这种炫技与舞蹈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统一于何处?这种超极限的表现形式真的是出于舞者表现情感的冲动吗?不论答案如何,有一点变化是肯定的,就是这种技巧的罗列与叠加,势必会将欣赏者的视线由作品意象的表达转到动作的表现手段上来。换言之,当代舞蹈作品的创作中形式的华丽非凡远超过内容的表现需要。设想若舞蹈继续一味地追求挑战身体极限,置舞蹈的审美特点、思想意义于不顾,恐杂技与舞蹈合流之日不远了。

  面对鱼龙混杂的中国舞蹈,首要任务便是要梳理创作的脉络,而加强理论与实践的同步性又是重中之重。就舞蹈领域而言,当理论有所进展之时,若实践中的舞者依旧守着已成体系的舞蹈模式固步自封,势必产生理论与实践的断层,这种断层经日积月累将会成为无法跨越之鸿沟。反之,实践自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若无实践作为理论研究的归宿,理论研究不仅会毫无意义,甚至会走入歧途。

  其次,这种理论与实践之结合的切入点应是舞蹈教育体系的更新。“学院派”向来是学术界较为敏感的话题之一,但不可否认“学院派”在推动舞蹈的发展、培养优秀人才方面的卓著功勋。这种已成规模的舞蹈传承方式在舞蹈基础人才的培养和舞蹈作品的创作中仍占有主流地位。因此,传承与发展中国特色的舞蹈创作与表演风格这一课题中,必须首先从“学院派”舞蹈教育体系入手。在已成模式的舞蹈训练与教学体系中,同步灌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将成为理论研究工作之动力、舞蹈发展之依托,进而真正理清中国舞蹈创作风格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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